1945年伊戈·哥萨柯在加拿大避难时的居所

麦卡锡主义是冷战的产物。有眼光的历史学家常常说：麦卡锡时代其实开始在麦卡锡之前。

关于麦卡锡时代的又一本书

最近告密话题在引起大家关注，也看到有人提到“民族反省”，我想，那不是一个单纯讨论个人品质的道德问题，根源也不是文化问题，而是社会制度使然。虽然，当一个扭曲的制度长期笼罩，久而久之，也会塑造群体行为模式，也就塑造出特定的“民族文化”来了。但究其根源，仍然是一个制度问题。

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同为德意志民族德意志文化，何以东、西一分家，人的品性就很快变得南辕北辙；也无法解释，美国这个出了名在立国当日就建立了一以贯之制度的国家，何以也出现一个短短的麦卡锡时期，在那个时期，美国的不少文化人也突然进入告密行列，一定的文化圈内，也人人自危。而在那个时期结束之后，就在同一个美国，好像恶梦一场醒来，一切又烟消云散。

这场恶梦让美国吓出一身冷汗。所以参议员麦卡锡演变成为“麦卡锡主义”这样一个很“重”的词，负面得一塌糊涂。有关的书可以说是出了一把又一把。2005年还出了一本新书《焦虑的时代》，马上被评为《时代》最佳图书。

此书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海涅斯·约翰逊（Haynes Johnson）。他和父亲麦考姆（Malcolm Johnson），是迄今美国历史上唯一一对都获得普利策新闻报道奖的父子，真可谓“Johnson & Johnson”父子兵。

老约翰逊当年在美国家喻户晓。1948年，老约翰逊受编辑派遣，例行公事地调查一件码头工人谋杀案，结果，他的调查报道《水边罪恶》（Crime on the Waterfront）在纽约老《太阳报》连续刊出，震动全美。这些报道最后被改编为电影《水边》，获得奥斯卡金像奖。老约翰逊出名在于他“创造了历史”。他让大家看到，假如不严格监督规范，工会非常容易演变为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他揭露的码头工会如黑手党一般，拉帮结伙，谋财害命，整车整车地大批量盗窃货物。他的报道不仅引发一系列司法调查和审理；罪证确凿的系列谋杀者被法庭定罪，还导致整个码头工会被美国劳联－产联开除；美国从此成立管理码头的港务局，也启动美国国会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著名公开听证，当时电视转播，轰动整个美国。他自己因此获得了1949年的普利策新闻报道奖。

老约翰逊的儿子海涅斯·约翰逊不仅是《华盛顿邮报》出色的新闻记者，还写了十五本书，是多本畅销书的作者。他写了一系列的美国总统，《焦虑的时代》和前一本《克林顿时代的美国》（America in the Clinton Years），都被《时代》杂志评为最佳图书。他还是公共电视台的美国评论主持人、美国问题的专栏作家。

小约翰逊的心结

海涅斯·约翰逊在1966年获得普利策新闻报道奖，源于他对发生在阿拉巴马州塞尔马（Selma）的民权运动，作出了一系列报道。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之所以一直会关心种族关系和民权运动，因为他认定自己是个“南方人”。虽然他出生在纽约，可是父亲的家乡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典型南方州佐治亚。在种族隔离时期，美国的南北方是两个世界，以北方为代表的美国大部分地区，并不清楚南方深腹地的种族隔离是怎样的具体体验。二十年代，佐治亚的KKK还很猖獗，老约翰逊就是因为在报纸上揭露了KKK的罪行被追杀，报纸也被捣毁，还是州长掩护了他，这才逃到纽约落脚。父亲的这个经历成为小约翰逊的一个心结。

海涅斯·约翰逊还有个心结，就是他的父母都是美国左翼，父亲曾经帮助过美国共产党。因此，他对所谓“惧怕红色”的时代，特别关注和敏感，麦卡锡主义就是那个时代的象征。麦卡锡主义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情，距他写《焦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他为何在2005年的七十多岁高龄著书重提旧事，一看书的副标题就知道：“从麦卡锡主义到恐怖主义”（The Age Of Anxinety：McCarthyism to Terrorism），他是受了新近的恐怖战争时代美国社会面临种种新问题的刺激。他不仅在书名副标题暗示了两个时代的关联，也在“致读者”中清楚解释了自己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在今天的时代，“麦卡锡主义是站在那里的一个参照标准。它告诉我们，当恐惧和焦虑相结合的时候，会在公众和政治生活中制造歇斯底里”。

“社会性歇斯底里”，这是作者和许许多多美国人在今天回忆那个时代的定位，要举出实例讲出故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大家今天谈到麦卡锡主义，非常自然地和这本书的作者一样，会从麦卡锡这个人讲起，讲起他作为政治家，一开始就是一个品质非常可疑的人，他很早就被怀疑接受百事可乐以及其他游说集团的好处。他本人酗酒，精神状态不稳定。也就是说，一个歇斯底里的人，利用社会对红色的无端恐惧和焦虑，推动了社会疯狂。

今天大家都知道，麦卡锡主义是冷战的产物。人们通常理解，在冷战时期，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造成了两个不同阵营的对立。很多人认为，发生在美国的“惧红”，那只是意识形态歧视或思想迫害的结果。最后，柏林墙倒塌，冷战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结束，安然度过，似乎更凸现冷战期间发生的各种事件的“荒诞性”。人们也因此不再去认真清理那个时代何以就会走向这一步。这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一个简化叙述。在简化中，许多重要的历史情节都被当作无意义的枝桠省略。这样，历史的经验教训也被简化了，好像我们只要不被一个疯子愚弄，我们只要克服自己的无故焦虑，一切就没事了。

有眼光的历史学家常常说：麦卡锡时代其实开始在麦卡锡之前。

一个小人物成为冷战开端

冷战这个词一直挂在大家嘴上，但知道冷战是怎么开始的人大概并不多。

就在大家关注伊拉克战争的2003年6月，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加拿大渥太华市政府在该市的督唐纳德公园，安放了一块纪念铭牌。将近一年后的 2004年4月，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同一地点也安放了一块纪念铭牌，纪念的是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伊戈·哥萨柯（Igor Sergeyevich Gouzenko）。他是前苏联的一个叛逃者，他的叛逃成为冷战历史上第一个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一些历史学家们认为，正是哥萨柯叛逃事件启动了冷战。最后大家同意，怎么也该为他，也就是为一个历史转折点，立个碑。

伊戈·哥萨柯1919年1月13日出生在前苏联，1943年开始，他在加拿大渥太华使馆工作，具体工作是为苏军总参谋部的情报总局（GRU）担任密码员。这个位置使他能接触苏联针对西方国家的间谍网。二战结束之际，他得知自己即将调离回国，他不愿意回苏联，随即作出了一个危险的决定，他决定带着家人叛逃。

1945年9月5日夜晚，哥萨柯趁黑带着一个公文包，内藏密码本和一百零九份涉及前苏联在西方国家间谍资料的秘密文件，步出了苏联使馆大门。下面的遭遇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哥萨柯先是直奔加拿大皇家骑警队（RCMP），警官却根本不肯相信他的故事。官方警察部门不接纳，他还能去哪里？他决定诉诸媒体，把事情闹大，他就有安全。于是他转而投奔《渥太华时报》，谁知夜报编辑对他的故事毫无兴趣。编辑告诉他，你应该去司法部的。他又夜奔加拿大司法部，那里没人值夜班。这个时候，他一定是真的害怕了。他不会料到是这种结局，这是在苏联绝不会发生的事情，加拿大真是个无可救药的天真国度。他只能赶到住处，一栋公寓大楼，就是这栋公寓对面的公园，今天安放着关于他的纪念铭牌。哥萨柯把家人藏在邻居家，然后通过邻居家大门的钥匙孔，眼看着苏联使馆来人破门进入他的住处，直到警察赶来他们才匆匆离去。

第二天，哥萨柯带着文件再次来到司法部，这次他被接纳了。因加拿大属英联邦，也由于文件涉及面广泛，所以，牵动了英国军事情报部门 MI5 （Military Intelligence，Section 5），也通知了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和安全局（CIA）。在各方审看文件期间，哥萨柯被转移到距离渥太华不远的一个秘密营地保护起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仍然是不安全的。

当时日本宣布投降还不到一个月。二次大战中，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组成盟军对抗共同敌人的侵略。在加拿大总理金（William Lyon Mackenzik King）眼中，哥萨柯假如是德国叛逃者，事情就简单，现在发生在“盟友”之间，就是个外交麻烦。虽然哥萨柯带来的资料已经充分说明对方的危险性，可是，金总理的外交原则仍然令他感觉无从应对。他下令加拿大政府不要介入此事，也就是说，不要给叛逃者提供保护。幸亏他的下属没有执行此令，哥萨柯才得以和妻子一起在加拿大生活，养大了他们的八个孩子。他写过两本书，一本是得奖小说，另一本就是讲自己叛逃经历的非虚构作品《这是我的选择》（This Was My Choice）。

冷战第一颗“炸弹”

哥萨柯事件首先给加拿大带来了深邃影响。如金总理在当天所写：“如同在所有的一切之上，当头扔下一颗炸弹。”根据哥萨柯提供的证据，加拿大立即逮捕了三十九名间谍嫌疑，其中十八名后来被法庭定罪，其中包括加拿大共产党在国会唯一的一个代表。后来加拿大组成皇家调查委员会，专门对哥萨柯事件以及苏联在加拿大的间谍网进行调查。历史学家甚至认为，正是这一事件，把加拿大的安全情报系统引入了“现代”运作。加拿大从此不再有古典天真。

这一事件在英国和美国引发了更强烈“地震”。根据哥萨柯提供的情报，这两个国家无疑也被苏联情报系统严重渗透。英国最著名的案件，就是德裔英国公民，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克劳斯·福柯（Klaus Fuchs），为苏联窃取核机密而在英国被定罪。

克劳斯·福柯出生在德国，1932年在德国加入了后来转为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一年以后，他遭遇纳粹暴力，逃往法国，继而移民英国，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二战期间，作为敌国公民他被在一个岛上隔离过一段，然后，他获得信任，参加了英国的原子弹研究计划。1942年他加入英国国籍，也签署了 “国家安全保密协议”。根据GRU的文件，他在此之前已经通过一个原来德共朋友的牵线，成为苏联间谍，此后与他接头的也是一个德国人，是为苏军情报局工作的德国女共产党员。克劳斯·福柯也辗转美国的几个州，参加了著名的试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之后还参加了研制氢弹的工作。由于他的存在，苏联对美国的核计划以及核打击能力，一直了如指掌。

克劳斯·福柯在1946年回到英国就开始接受英国安全部门的调查，可是，在英国的司法制度下，调查旷日持久，他的认罪和定罪，都已经是1950 年的事情了。他被判处十四年徒刑，只坐了九年多牢就被释放。此后他移居东德，据一些记录，他还在东德为中国的一些核科学家教过课。

冷战是从西方国家被苏联间谍大规模渗透的暴露而开始的。

1945年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自首的苏联卧底女间谍伊丽莎白·柏特丽，被视为“一个引向麦卡锡时代的间谍”。

美国的“伊戈·哥萨柯事件”    

虽然伊戈·哥萨柯事件深度涉及美国，毕竟是个加拿大案件。可是，就在加拿大司法部接收哥萨柯文件的整整两个月后，类似的事件也在美国发生了。 1945年11月6日，一个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的美国女间谍领导人伊丽莎白·柏特丽（Elizabeth Bentley）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自首。哥萨柯事件尚在调查，又在美国本土炸响这颗炸弹，确实非同小可。她的自首，牵出了一大群为苏联工作的美国间谍。

非常不同的是，柏特丽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1908年元旦出生。家族移民来自英国，1933年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习英语、意大利语和法语等三种语言的奖学金。她在意大利住了一段，先是参加了法西斯组织，又在男朋友的影响下跳到政治上的另一个端头。1935年，她加入了美国共产党（CPUSA）。

1938年，柏特丽在纽约找到一个和意大利语有关的工作，这个工作单位涉及在美意大利人法西斯组织的活动。她向自己的共产党组织汇报，主动要求做一个卧底间谍，组织上派给她一个间谍领导人格罗斯（Jake Golos），他是苏联内务部（NKVD）在美国最重要的间谍之一，格罗斯移民美国后，在 1915年加入美国国籍。柏特丽和格罗斯很快有了恋情。直到两年之后，她才知道格罗斯是为苏联工作，换句话说，这时她才明白，自己早已成了“苏联间谍”。

美国是一个容许外国集团合法政治游说的国家，也就有一大批人，名正言顺地在为外国政府工作。为了把间谍行为从合法行为中严格区分出来，1938 年美国通过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ration Act）。1940年，负责执法的司法部，迫使格罗斯登记了自己作为外国代理人的身份。如此一来，格罗斯就在更为严格的法律监督下。要再像以前一样掌控庞大间谍网，显然就不“安全”了。于是，他的身份和工作就逐渐转给了柏特丽。就这样，柏特丽成了代号为“聪明女孩”的苏联在美最重要的间谍网领导人。情报内容也大量是美国的军事情报。

凡事离不开“时间、条件、地点”。那是一个非常困扰的年代。

柏特丽后来自己也写了书，名为《解除束缚》（Out of Bondage）。另外有一个作家Kathry S. Omsted为她写过传记：《红色间谍女王》（Red Spy Queen）。在这本书里，这位传记作家称这一大批间谍为“浪漫理想主义者 ”（romantic idealists），不能说没有道理。

他们大多为一个绝对平等的浪漫共产主义理想所吸引，这个理想上世纪初在美国也曾随着工人运动而声势强大，也因理想在苏联取胜而振奋。但共产主义在美国仍然并非主流，有着对它的各种批评和反对的声音。二次大战开始，美苏成为盟国盟军并肩作战，这样的反对声音就几乎自动消失了。

“浪漫理想主义”和二战后新的“左右”关系    

不论从理论还是现实，我们直到现在好像常常还是只能用两分法——左和右——来描述复杂的政治关系。这是一个定义含混的划分。尤其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好像苏联就是“左”的代表，而希特勒这样的就是“右”的代表。那么英美这样的民主国家算什么呢？即便把前二者送入“极左”、“极右”两端，难道英美和纳粹当归为一类，只是“温和”与“极端”的差别吗？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的纳粹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至少暂时消退了，不再成为一个威胁世界的国家力量。却立即出现冷战对立双方，也就是对立的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至少从理论上、在大家含含混混的概念中，接着二战似乎续上了一个新的“左、右”对立关系，我总觉得是“something wrong”，哪里肯定不对了，至少是简化了历史。但是，这至少对于苏联阵营的宣传是非常有利的。好像是苏联阵营原地不动，顺理成章保持原来“反法西斯阵营”名号，而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理所当然地因与苏联对立，而被送到原来法西斯的“右”的位置上。相信共产主义学说的人们，逻辑很容易就顺过来：一个在法西斯倒台后就接着和我们对立的，不是又一个法西斯还能是什么？更何况，列宁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学说，不仅是理论，已经上升到政治信仰，信的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定” 要走向“具有侵略本性的帝国主义”。

仔细想想，这个定位概念，对二战之前的西班牙内战以及佛朗哥政权的复杂性，起了重要的现实范例的作用。西班牙在内战前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在结束君主制之后，开始民主选举，可是却没有一个成熟的社会和政治理念在背后支撑，结果一方选上推行的措施，是另一方绝对无法接受的，国家就在两极跳跃中推向极端，最终在野一方感觉连安全可能都无法保证。1936年左翼选上之后局面大乱，最终在议会的一名右翼议员被杀之后，导致在野一方起兵。

西班牙内战其实是二战前发生在一国土地上的国际大战。共产国际动员了全世界（包括中国）的成员组成国际纵队支持西班牙共产党，美国支队成为主力，许多美国人血洒西班牙；而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都支持了佛朗哥。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却因为交战双方都是它们所不赞同的极端，因而按兵不动没有介入。西班牙内战对美国左翼带来的强烈刺激，久久不散。

最难以解释清楚的是，假如不了解当时的西班牙国内政局，仅从表面上看，包括共产党的左翼是通过民主选举执政的，而佛朗哥是一个得到法西斯国家军事支援的右翼政变。所以，共产国际举的是保卫民主的大旗，共产主义的浪漫理想和民主口号在这一点怦然结合，因而，才能够在全世界吸引如此众多的理想主义者，愿意死在和他们毫不相干的战场上。而内战后的西班牙更有另一层复杂：事实上佛朗哥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却并不能画等号，佛朗哥的西班牙不仅在二战中保持了中立，尤其在后期，还实际帮助了盟军，甚至为德国犹太人的逃生大开方便之门。在二战后，西班牙是对外开放的。美国政府看到这一点差别，二战后最早和佛朗哥西班牙开始关系逐步正常化。可同时佛朗哥在国内仍然镇压左派。在美国共产党眼中，美国政府战后和佛朗哥西班牙的交往，是坐实了美国将走向帝国主义的列宁理论，暴露了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为一路的真面目。苏联人有这样的信仰，一心支持自己的政府，心理上就比较顺理成章。问题是一大批美国左翼怎么办？他们不信任自己国家的理念，认为站在爱好和平的苏联一边是正义的，阴差阳错，就有一批人成了苏联的卧底间谍。虽然美国苏联一度是盟国，可他们当然一开始就知道为外国政府盗取自己国家的情报，这是违法的。在冷战开始后，这就更明确是与自己国家为敌的行为。

类似的逻辑也曾是上世纪初大量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们更是长期被国家的内忧外患所刺激，信仰使得他们在国民政府卧底，收集政治、军事情报，甚至成为颠覆政府的武装力量的朋友，或者成为他们的“地下工作者”。

美国的恐惧和焦虑

对于二战后的主流美国来说，苏联和纳粹德国在内政制度上，有着许多相通的地方；而苏联阵营“解放全人类，赤化全球”的美好理想，在对方看来，就是有武力输出革命打上门来的潜在战争危险。冷战双方思维方式完全错位，双方的感觉是鸡鸭互不相通的。而这个时候，一场导致使用核武器的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核武器的威力使得所有人都笼罩在世界末日可能来临的恐怖中。因此，如何保持核机密成为二战后最焦虑的事情。在苏联拥有核武器之后，1962年苏联暗自在古巴部署导弹，最大射程为四千五百公里，射程几乎涵盖美国所有重要城市，包括首都华盛顿。预警时间只有五分钟。苏联还同时在古巴部署了轰炸机。虽然危机最终在十三天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但是，在当时的美国哪个敢保证，核武冲突，卷进双方阵营的各个国家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一定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呢？尤其在朝鲜战争之后，威胁就更为现实了。美国当时的中小学，常规的突发灾难训练之一，就是核弹爆炸了怎么办。

与此相对应的是，苏联间谍的一大目标，就是包括核机密的军事机密。

柏特丽的自首只是一个偶然。她自己酗酒，也有精神方面问题，苏联一方面对她不放心，一方面也盼望跳过柏特丽，直接掌握她手中的间谍网。她和苏方冲突日剧，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她的联系人也确实在建议“摆脱她”。就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一个间谍，美国共产党党报的编辑 Louis Francis Budenz，因为信仰改变已经自首。这终于推动柏特丽也走出向联邦调查局（FBI）自首的那一步。

FBI决定隐下柏特丽的自首，让她转而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以获得更多苏联在美间谍的情况。这个决定自然是一个最高机密。可是，FBI还是通知了盟友英国情报部门，谁知英国新建的对苏情报部门负责人费尔比（Kim Philby），恰是为苏联服务的双面间谍。他向苏联通报，苏联立即切断了和柏特丽有关的一切联系。直到1963年费尔比逃苏，柏特丽自首被暴露的谜底才算揭晓。在当时，这个最高机密如此轻而易举就立即泄了密，对FBI带来的恐惧和刺激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美国发现自己的司法制度，要处理核时代的间谍危机，显得十分软弱。核武时代，外部威胁千万倍暴长，但是，要给间谍定罪却难上加难。

柏特丽交出的间谍名单有一百五十人，其中有三十七名联邦政府的雇员。这个名单和FBI掌握的一些间谍，以及伊戈·哥萨柯提供的名单有一部分重合，所以，FBI从一开始就判断这是一个真实名单。这个判断在苏联解体之后、在一些前苏联情报官员的回忆中，也再次得到证实。

可以想象，假如是在苏联阵营，事情一出，可以大逮捕大清洗。苏联政治大清洗在上世纪初就大规模演出过，对于清洗制造的大批冤案，它在制度上没有什么约束和顾忌。立国之初，美国就建立在一个非常理想化的治国理念上，打算让民众具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尽最大可能避免冤案是公民自由的重要保障措施。因此，作为宪法修正案的权利法案，十条中就有五条涉及被告权利，其中第五条有一句是：被告“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中自证其罪”。因此，在美国给间谍定罪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除非是你在交接情报的时候当场拿获，否则很难说服陪审团，不可能按照一个人的揭发举报就定间谍罪。根据“第五条”，你也不能强制他坦白，所谓“自证其罪”。美国法庭上，被告、证人说“take the Fifth”（采用第五条），是经常可以听到的一句话。

所以，柏特丽间谍名单上的一百五十人，绝大多数在审前的大陪审团面前、在国会听证会上，不置可否地宣布自己“take the Fifth”，有少数人则宣称自己无罪。其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无法定罪。也就是说，这些人不仅不能惩罚他们，还必须照常让他们在原单位上班，包括那三十七名联邦政府雇员。假如单位把他们调离原来能接触敏感资料的位置，他们反过来可以告工作单位迫害。

Lauren Kesster也写过柏特丽故事，书名是《聪明女孩：伊丽莎白·柏特丽》（Clever Girl： Elizabeth Bentley），书的副标题直接点出柏特丽事件的要害，这是“一个引向麦卡锡时代的间谍 ”（the spy who ushered in McCarthy）。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一筹莫展的焦虑中，麦卡锡似乎是指出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   

赫布洛克关于麦卡锡主义的漫画

今天人们说“麦卡锡”，当然已经超出了一个“人物”的概念。很多美国人的印象中，麦卡锡就是指“麦卡锡主义”。

麦卡锡主义和一个漫画艺术家

“麦卡锡”究竟是什么呢？当然，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曾经是美国的一个参议员。从1950年至1954年间，主持了一系列对美国政府机构是否被亲苏联势力渗透的调查。但是今天人们说“麦卡锡”，当然已经超出了一个“人物”的概念。很多美国人的印象中，麦卡锡就是指“ 麦卡锡主义”。 

很难想象，麦卡锡主义这个词，竟然是一个漫画艺术家“发明”的，他的真名叫布洛克（Herbert Lawrence Block），大家都只熟悉他的“画名”赫布洛克（Herblock）。他专为报纸画政治讽刺漫画，当时已经为《华盛顿邮报》工作了四年。这个专业需要极强的政治敏锐度，捕捉政治事件中的新闻性，再概括转换为一个变形夸张的艺术表达。要能够一下子抓住视线，让大家认同、得到启发，又要是准确的，有思想含量。不是只在事情发生当下去迎合大众去煽情，而是判断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哪怕多年后回头去看，要让读者有诠释历史的感觉，觉得还“真是这么回事儿”。这行要干好，不容易。

赫布洛克算是这一行的奇人，他生于1909年，一共得过三次普利策新闻漫画奖，分别在1942年、1954年和1979年。1994年，作为一个漫画家，他还获得了很难得到的总统自由奖章。1946年，他从二战战场上退役，进入《华盛顿邮报》，从此一直不断工作，直到“9.11”事件后的 2001年10月去世，他就没退过休。活九十一岁不稀奇，工作到九十一岁实属罕见。他去世前六个星期，报纸还刊出了他画的最后一张漫画。他的漫画是耐看的，因为有艺术家本人的独特思考在里面。赫布洛克一直在出漫画集，陆陆续续出了十三本。2000年的最后一本：《赫布洛克的历史：来自千禧年迸裂的政治漫画》（Herblock~q~s history: political cartoons from the crash to the millennium），还是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为他出的。直到2008年的去年，华盛顿斯密松宁博物馆的美国肖像画廊，还开了他的专题画展，题目是：“赫布洛克笔下的总统们。”

那么，赫布洛克在他的艺术表达中，究竟什么是“麦卡锡主义”呢？在画面上，几个人推着一只愁眉苦脸、万分不情愿、挣扎后退的大象，大象是共和党的象征，它被推向一个摞一个、直堆到高处的一摞油漆桶，在摇摇晃晃的最上端那个桶上，写着“麦卡锡主义”。漫画题目是大象的话：“那意思是要我站到这上面去吗？”

麦卡锡参议员至今是个争议人物   

 
虽然麦卡锡被抽象出来成为一个象征，但他当然首先是个人物。今天美国人对麦卡锡参议员的评价不说是一边倒，也是绝大半边倒。这来自学校的历史课本，他在美国是个基本被盖棺论定的人物。但是，也是美国的好处，还是有相反意见的表达。同时，虽然对麦卡锡的描绘有大量两极化倾向，却也有一些人决意保持自己的理性。

例如，三年前的2006年，北卡罗莱纳州的汤姆·维克（Tom Wicker）还写了麦卡锡的简要传记。1957年，他曾被家乡的一家报纸派往首都成为驻华盛顿记者，年轻的他突然在夜晚的走廊里和麦卡锡邂逅。一个曾经如此有名的风云人物向他伸出手来，令维克深深难忘。也许是麦卡锡人生的变幻莫测，让他给自己的书起了这样的书名《流星》（Shooting Star：The Brief Arc of Joseph McCarthy），副标题是“麦卡锡的主要轨迹”，这本书的轨迹线索抓得很紧，作者虽然基本上对麦卡锡持批评态度，但还是可以看到他尽量维持立场中立的努力。

我在一开始就提到过，有不少麦卡锡传记是以“歇斯底里”来描绘这个参议员的。一些批评参议员麦卡锡的书，通常让人感觉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道德和政治品质有问题的人。

可也有唱反调的。不仅有当事人的辩解，如戈登瓦特（Barry Goldwater）参议员在1979年出版了《无歉意：参议员 Barry M. Goldwater的个人及政治记忆》（With no apologies: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memoirs of United States Senator Barry M. Goldwater），就很具体地为自己参与的麦卡锡调查辩护。其实直到今天，还源源不断有为麦卡锡辩护的新一代，例如，保守派女作家科尔特（Ann Coulter）。她写过七本书，本本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其中就包括在2003年写的《背叛：从冷战到反恐战争中自由派的背叛行径》（Treason: Liberal Treachery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War on Terrorism）。在书中，她从对麦卡锡的看法，直到对今天反恐战争引发问题的看法，都和海涅斯·约翰逊在《焦虑的时代》中的观点，全面针锋相对。在这本书里，她指责美国自由派在诋毁和妖魔化参议员麦卡锡，她心里的冲冲怒气几乎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

这种长达六十年的不同观点的表述，至少让回顾历史的人有了更丰满的历史观。

关于一部纪录片的争论

“麦卡锡主义”的提出，起于一张漫画，而大多历史学家认为，麦卡锡时代的结束，是来自于莫罗（Edward R. Murrow）主持的系列电视片See It Now。这是一个CBS的系列节目，曾经获得四次艾美奖和各种奖项。有关麦卡锡的只是其中一集，在1954年3月9日播放。这一集的片段后来反复在讨论麦卡锡时代的电视里播放，在今天看都能产生很强的印象。最具打击性的是，这部电视片集中了麦卡锡党派性、情绪化，甚至作过度政治指控的发言摘要，例如指责民主党“背叛美国二十年”，指责“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是“为共产党服务”，尤其是对Zwicker 将军言词激烈的指责，让人无法接受。这部影片给了人们最感性的麦卡锡印象。

也有人认为这部影片不公平。历史学家赫尔蒙（Arthur L. Herman）写过麦卡锡传记《约瑟夫·麦卡锡：重新检视美国历史上一个最遭恨参议员的一生和遗产》（Joseph McCarthy: Reexamining the Life and Legacy of America~q~s Most Hated Senator）。这本书认为，拍摄影片的莫罗小组花了两个月时间精心编辑，是有意编排采用麦卡锡不雅观的“形象镜头”，例如挖鼻孔之类，以毁坏他的形象。而沒有在影片中呈现他一个正常工作的状态。他认为，那些发言片段也是精心剪裁的结果。直至今天，反对者仍然认为，这“根本不是一个报道”，而是精心策划断章取义的“全方位攻击”。

对这部影片的批评也来自一些反对麦卡锡的人，例如，后来当过肯尼迪总统助手的记者、编辑柯戈雷  （John Cogley），他当时为一个天主教政治、文化杂志《公益》（Commonweal）工作，这本杂志一直反对麦卡锡的调查方式，柯戈雷也以多年坚持反麦卡锡著称，可是，他也“毫不留情地批评莫罗和制片人不顾事实，筛选镜头”。柯戈雷指出，要是选另一些镜头，就很容易把麦卡锡打造成一个很正面的形象，他声称，“这可不是令电视新闻业自豪的时刻。”并且警告说，要警惕“不当利用电视手段”。

上世纪五十年代，电视还刚刚开始在美国流行，世界上很多人还只是隐隐约约知道，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电视。到现在，全世界都已经在娴熟使用影视的筛选、编辑、剪接手段，来表达和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例如在美国也引发激烈争辩的《华氏911》（Fahrenheit 9/11）。也是赞成者极为推崇，反对者强烈抗议的影片，后者认为这只是利用影视手段编造的欺骗宣传。此类争辩往往发生在已经具有固定看法的观者中间，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一般很难摆脱精巧的影视陷阱，因为影视的视觉冲击几乎是所向披靡无可抵挡。

就这部有关麦卡锡的纪录片本身，究竟其表现是“当”还是“不当”，到现在还是两边各自表述。但是，这部纪录片在今天对一代代美国人的历史教育中确实起着很大作用，作为视觉印象，这一题材没有等量齐观的替代品。和书籍出版不一样，六十年过去，事实上并没有出现一部与它抗衡的同类影片。

争论背后的党派分歧  

如此延续六十年的争论，实际上反映出了美国政治党派的历史差别。在麦卡锡时代，不仅麦卡锡本人属共和党，基本上也是共和党人在主推麦卡锡调查。站在被调查的对立一方，大多为共产党人，以及思想左倾的民主党人。而最后推动结束麦卡锡调查，民主党是一个主力。这段历史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美国，历史情结也加剧了党派情绪，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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